看了4月4日《北方都市报》，我才知道广州广园东路、濂泉路左近，有个前国民政府新一军阵亡将士公墓。名将孙立人所部新一军，当年远征印缅阻击日军，作战勇悍，伤亡惨烈，为中国抗战史上最具光荣的事迹之一。但到如今，原来占地七万多平方米的公墓，已被毁坏侵削殆尽，残存的留念塔已划入某单位大院内，而留念塔正面更被一家酒店完全遮蔽。二万七千死士，魂兮安归？

3月下旬，武汉大学一千多棵樱花应时怒放，一年一度的樱花节开幕。但由于这些樱花，次要是陷落时期由日自己所种植，近日就引发了“是耻不是花”的争议，甚至以为该当毁其树，灭其迹，以除国耻云云。

为什么我们的个人记忆，关于千万先烈英灵，会如此健忘；而关于几株东瀛草木，反而如此敏感？

&nbqq宠物领养sp;仇日而及于樱花--对一个国族的仇恨，竟转嫁为对一种植物的讨厌。仇恨，就要仇恨所仇恨对象相关联的一切。这相似于官方传播的巫术性心思。想通过消灭樱花，以发泄仇日心情，在我看来，这与香港市井师奶的“打君子”有多少辨别？

近日翻阅日本名作家芥川龙之介的《中国游记》，外面刚好写到他在中国看到樱花的情形。芥川1921年访华时，应邀到上海一个日自己家里吃饭，其住宅前种着一株樱花树，同去的另一位日自己就说：“你瞧，樱花开了。”主客都一脸欣喜，“而现实上，这是一枝瘦小的樱树，下面只长了不多的几朵樱花，两位先生为何这么喜形于色呢？”芥川随后在上海多住了一个多月，才发现，原来那里的日自己无不如此，“也不知日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种。……在国外只需能看见樱花，便会立刻觉得到幸福，也不论它是八重樱还是单瓣樱。日自己就是这么一种人。”

关于日自己来说，将日本的樱花种在中国的土地上，当然是为了慰藉日自己的爱国之思，怀乡之念。侵略者是可爱的，但日自己的爱国怀乡之情，并不见得可爱。“在国外只需能看见樱花，便会立刻觉得到幸福”，这样的心思，也是可了解的，毕竟，谁都有爱国的权益。我们跟日自己的区别，是被侵略者与侵略者的区别，但在爱国怀乡之情方面，世人的表现都是一样的。我们不正是由于本人的爱国之情，才敌视侵略者的吗？怎样能以爱国的名义，就抹杀他人寓情于花的爱国思乡之情；怎样能将对中国的酷爱，化作对无辜花木的仇怨？

在抗战前期，美军开端对日本外乡狂轰滥炸，修建史家梁思成--他的妻弟作为飞行员死于对日空战--却向美方建议，要维护日本的古城奈良，“……修建是社会的缩影，民族的意味，但绝不是某一民族的，而是全人类的结晶。像奈良唐招提寺，是全世界最早的木构造修建，一旦炸毁，是无法弥补的。”

在国恨家仇的年代，在炸弹横飞的中央，梁思成还能为日自己保管了奈良和京都两座世界历史文明名城；而在我们这个太平乱世，这个祥和的社会，竟然还容不下几棵无辜的樱花吗？